我的科學觀｜馬伯庸：科學觀首先是對歷史的正確看法

·科學，尤其是醫學，一定是和社會學緊密相關的?？茖W觀一定是有人文作為底色的，有對于人性的見微知著作為基礎，才能有好的社會效應。作家馬伯庸。作者供圖在我看來，科學觀首先就是對歷史的正確看法，從原來到現在的變化，就是怎么看待歷史。不僅僅是歷史學家怎么看歷史，也是普通人怎么去理解歷史。這么多年我一直在思考這個事。寫作《大醫》這本書，對我的改變很大，包括各種認知。為了找到材料，我在孔夫子舊書網上搜相關老書，看了整整一年半，包括每天讀《申報》，在過去的文獻中找到當時的味道，當時的人說的什么詞，說話的方式，包括說話的語法結構。我還找了幾位醫生當顧問，后來發現他們可能幫不了我，他們知道的是正確的醫療方式，我說我不要現在正確的，我要那個時候可能是錯誤的醫治方式。1910年之前，連輸血血型的概念都不知道，不分血型當時怎么輸血？所以只能自己翻醫療史。好在復旦大學有一位老師是專門研究中國近代醫療史的專家，我從他那里找到了很多資料。從我個人體驗來看，最初我們理解歷史純粹是從戲劇性開始的，與其說是對歷史的了解，更多是對文學的欣賞。比如我們小時候聽評書，聽《三俠五義》《三國演義》《西游記》《水滸傳》等等，聽到的都是打打殺殺、深謀遠慮、權術計謀之類的東西。到后來，我發現歷史中更有趣的是那些掩藏的，規律性的東西。比如說，中國王朝更替一般300年左右一輪，所謂周期率，這是什么原因呢？隨著我們對社會經濟、政治等更深的了解，也隨著個人生活閱歷的豐富，我們就會在這種歷史更迭中找到更多的答案。很多人都知道克羅齊（Benedetto Croce，1866～1952，意大利哲學家、歷史學家）的那句話：“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不少人對這句話有誤解，認為所有的歷史都是按照當代的政治需求去篡改的。但克羅齊的意思是，只有當代人能夠感知到的東西才能叫歷史。他舉了個例子，說如果一個人不理解愛情，沒有談過戀愛，就沒法去看克里奧佩特拉的傳記，因為那就是一個戀愛腦女王的人生歷程。中國歷史也一樣，我們看歷史，不是說看到過去的那些東西，而是看過去的那些東西和現在的某種聯系、某種映照，只有我們現代人理解的，那段歷史才能凸顯出來。我寫《大醫》這本書明顯感覺到一點。在書里我也特別提到，真正影響歷史，改變歷史潮流的不是一些英雄人物或者是一些杰出人才，反而是那些最普通的老百姓。我原來也喜歡英雄史觀，就像普通人看熱鬧，看《三國演義》就喜歡看那些名將、智謀之士。2018年，我去成都，成都當時有一個“大三國志”展，展示的都是三國相關的一些文物。但我印象最深的不是那些貴重的物品，而是兩塊磚頭。一塊磚頭是東漢末年的，是一塊銘文磚。這塊磚出土于現在的亳州（安徽省西北部地級市），當時叫譙郡，是曹操老家的墓地。磚上寫的大概意思是：“你們逼我干這么重的活，都快把我逼死了，我現在已經快活不下去了，我就等著蒼天已死的那天跟你們報仇?！蹦鞘窃邳S巾起義（東漢晚期的農民戰爭）前14年。說明“太平道義”已經開始在民間傳播，一個最底層的小工匠開始喊出“蒼天已死”的口號，說出了明確的政治綱領和一個期限，即“我要等到蒼天已死那一天就開始反抗”。為什么后來黃巾起義一呼百應，很多人都站起來了，最后導致東漢王朝的滅亡？從這個小工匠就能看出來。另外一塊磚是在西晉的太康元年（西晉開國皇帝、晉武帝司馬炎的年號，史稱“太康之治”），那一年正好是晉國把吳國滅掉了，“三分歸一統”，魏蜀吳三國都被晉國統一了，所以那塊磚寫的是“晉平吳，天下太平”。這塊磚出土于現在的南京旁邊。南京旁邊是吳國當時的首都，這個人按說應該是吳國的臣民，但是他在這塊磚上留下的文字，沒有絲毫懷戀故土或者亡國的感嘆，他就是非常高興，他說“晉平吳，天下太平”。我后來研究了一下，推測這個人大約60多歲，可以倒推出他從出生起就一直在打仗，這一輩子永遠在戰亂中，永遠在諸國的紛爭中度過，到了60多歲的時候這個人快受不了了，忽然有一天發現不打仗了，天下太平了，太高興了，他就興高采烈地說出了那樣的話。我后來和策展人聊天時說，這兩塊磚應該一塊放在入口，一塊放在出口，于三國亂世始，止于其終結，為什么？看這兩塊磚就知道了，它代表了最廣泛的底層民眾的呼聲。當你看透這兩塊磚就會發現，那些名將、名士，他們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建筑在這些普通老百姓的呼聲之上。當然，這些普通老百姓腦子里沒有什么具體的政治綱領，但是他們想活，這是千千萬萬人的訴求。馬克思以前說過一句話，說如果沒有拿破侖，可能還會有另外一個人出來。歷史趨勢是不會變的，但是需要有人去推動或者引領，是英雄人物推動或者引領了這些潮流。我在寫《大醫》的時候，也把這個觀念貫穿了進去，尤其是我在研究中國近代醫療史的時候，發現很多人，包括協和、華山的醫生，他們試圖建立中國自己的公共衛生醫療體系。但是實際的進程很難，僅僅靠滿腔熱血的醫生和慈善體系根本無法支撐。比如說有一位叫陳志潛的醫生，北京協和醫學院畢業的，他當年在協和就搞模范衛生區，包括三級診療制度，積極推廣衛生員制度，可以說這是解放后赤腳醫生的雛形。他當時在協和搞過，在河北定縣也搞過，后來抗戰期間，他在四川大后方也搞過，但發現搞不下去。我在《大醫》里提到這件事，做了這樣的分析，我認為他們單獨搞這個東西沒有得到政府的支持，也缺乏整個社會結構的基礎，而且像鄉紳、地主，包括手工業者和商人，往往也搞不到一塊，各有各的訴求，各有各的想法。所以僅僅作為一個醫生，他沒有辦法建立起這個體系。而在新中國之后，開始推廣赤腳醫生，實際上這時候的社會秩序和社會結構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政府的基層體制也能夠延伸下去了，所以就能夠成功。我寫《大醫》的過程，尤其是做調研的過程，覺得最重要的科學觀，還是那句老話：科學沒有國界，但科學家有自己的祖國。科學，尤其是醫學，一定是和社會學緊密相關的，它并不僅僅是一個醫學問題，還是一個社會學問題?？茖W觀一定是有人文作為底色的，有對于人性的見微知著作為基礎，才能有好的社會效應。記得延安時期的《解放日報》上有一篇報道，說有當地醫院的醫生給老百姓做健康宣傳，要老百姓爭取一個禮拜洗一次衣服，這樣就沒有跳蚤和臭蟲，就能防治傳染病，結果發現老百姓都不愛聽。后來調查了才知道，老百姓身上穿的是陜北當地最破的土布，一年才買得起一件衣服，如果每周都洗，不出半年估計這衣服就被洗壞了。所以，是經濟基礎決定了老百姓“不能愛干凈”。隨著自己經歷的豐富，加之現在和醫生群體的交往也多了，有時候和他們一起吃飯，飯桌上也會留意聽他們聊的話題，越來越感到還是要回到原來的話題。我深切地感到，科學觀其實也是一種社會觀，是一種人文觀，如果純放在技術上討論，那沒法深入。比如說治病這個事，不能簡單地認為該怎么治就怎么治。過去，協和醫院就有社會服務部，在協和建成的時候就有，而且是協和一直引以為豪的一個機構。這個部門不是看病的，而是做一些對病人的關懷，比如，窮人沒錢治病，病人的愈后情況等諸如此類的事情，就由社會服務部做。我們可以感受到他們這種超越專業技能的理念和精神。當下也是這樣，我接觸過上海的一些醫生，在疫情來的時候，上面一聲令下，他們二話不說拿起包就走，沒有任何猶豫或者遲疑，也沒有擔心會不會被傳染。他們當時真的是沒想那么多的事情。我還認識一位醫生，已經是專家級別了，每次門診還會看到晚上11點，他說多接幾個普通號就能多看幾個病人。這位醫生帶出來的學生也受此感召，包括藥房的人都留到晚上11點，完全是自發的。這位醫生是神經內科的，他感受到找他治病的患者的痛苦，他說他一刻都忍不了，能夠給患者早一點解決就盡量早一點、快一點。這不是一個簡單的醫學問題，而是一個人文關懷的問題。所以，科學觀既是歷史觀，也是社會觀、人文觀。（作者馬伯庸，系著名作家，中國作家協會第十屆全國委員會委員。著有長篇小說《大醫》《長安的荔枝》《長安十二時辰》《兩京十五日》《顯微鏡下的大明》《古董局中局》等。曾獲2010年人民文學散文獎、2011年朱自清散文獎、2020年茅盾新人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