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高最后的癡迷與新生：奧塞博物館呈現瓦茲河畔的創作

文森特·梵高 (Vincent Van Gogh) 于1890年5月20日抵達巴黎附近瓦茲河畔奧維爾，直至7月29日去世。盡管在奧維爾只生活了兩個多月，但這一時期卻是梵高藝術又一個高峰，新的生活處境給予了他創作偉大杰作的養分。在短短兩個月中，梵高創作了74幅油畫和33幅素描，在瓦茲河畔奧維爾，梵高希望在大自然中重獲新生，他畫了當地教堂，畫了加歇醫生，以及有群鴉的麥田、奶牛……澎湃藝術獲悉，正在法國巴黎奧塞博物館進行的展覽“梵高在瓦茲河畔奧維爾的最后幾個月”展出了其中的48幅油畫和25幅素描，包括《保羅·加歇醫生肖像》、《奧維爾教堂》和《有群鴉的麥田》等標志性作品，展覽亦是對藝術家這一人生關鍵階段多年研究的成果。梵高，《有群鴉的麥田》，1890年位于奧維爾的Auberge Ravoux，梵高在這里度過了他生命中的最后時光，并最終在這里離世。1890年，文森特·梵高繪制了保爾·費迪南·加歇醫生（Dr. Paul-Ferdinand Gachet）的肖像，他的神情沉郁、手撐著臉頰，讓人聯想起丟勒的《憂郁I》(Melencolia I)。作為一名順勢療法（Homeopathy）醫生，他皺著眉頭，眼神渙散，愁苦地凝視著一株毛地黃。根據畫家的說法，加歇醫生“臉被太陽曬得發紅，像過熱的磚塊，頭發呈紅色，戴著白色的帽子”，具有“我們這個時代心碎的表情”。梵高希望創作出以色彩傳達加強情感的現代肖像。“我想要畫一個世紀后出現在人們面前的肖像，像幻影一樣。”他寫信給他的兄弟提奧說。梵高，《加歇醫生》，1890年梵高割掉耳朵后，在法國南部圣雷米精神病院度過了一年。在那里，他描繪了擠在病房火爐周圍的病友，他將病房比作“某個停滯村莊里的三等候車室”；病人就像乘客，被留置于“無所事事”之中。為了緩解無聊，他開始像席里柯一樣為他們繪制肖像。他寫信給提奧說，“通過看到此處病患的各式現實，消解了我對這個疾病的恐懼。漸漸地，我可以把瘋狂視作一種疾病，就像其他疾病一樣。”梵高，《奧維爾河岸》，1890年加歇醫生反對隔離精神病患，認為他們應該融入社會并參與有益的活動，他建議梵高“大膽地做很多事情”。 事實上，通過這種治療方案，他似乎有信心能夠防止梵高病情復發。 梵高在巴黎西北30公里處的瓦茲河畔奧維爾，在生命的最后幾個月中，幾乎每天完成一幅油畫。加歇醫生收藏了其中的27幅，這構成了巴黎奧賽博物館展覽的主題。展覽分為“奧維爾真的很美……”“現代肖像畫”等六個板塊，展出包括鄉村風光、花卉靜物、實驗肖像，一系列迷人的雙面草圖、梵高的信件（包括一封他從未寄出的信件），以及梵高最后12幅長方形風景畫中的11幅。梵高，《瓦茲河畔奧維爾，暴風雨天空下的麥田》，1890年7月提奧·梵高從他們共同的朋友、印象派畫家畢沙羅處聽說了加歇醫生，并在信中描述加歇醫生說：他“在業余時間畫畫”并且“與所有印象派畫家都有聯系”。梵高從普羅旺斯圣雷米的精神病院出院時，據說已經痊愈，他很高興能夠轉由加歇醫生照顧，并在醫生家附近租了一間便宜的住所。有了這樣一位資深醫生在側，37歲的梵高感到，如果他再發病，將不會“被強行送進精神病院”。加歇醫生曾在讓蒂利的精神病醫院工作，他畫過一位穿緊身衣的女人，這是那里發明的一種約束裝置。他還在巴黎的薩爾佩特里爾醫院工作，在18世紀末，菲利普·皮內爾 (Philippe Pinel)在那里解開了瘋子的枷鎖，不再把他們當作異類，并開發了更人道的治療方法。19世紀50年代，加歇醫生以線條畫快速描繪了薩爾佩特里爾醫院癔癥患者的舞蹈。在他的建議下，他的朋友阿爾芒·戈蒂埃（Armand Gautier）也創作了一幅描繪病院庭院中的病人狀態的作品，并成為1857年沙龍展的一大亮點。梵高，《加歇醫生的花園》，1890通過戈蒂埃，加歇認識了庫爾貝和其他藝術家。作為他們的朋友、醫生和藏家，他收集了大量塞尚、吉約曼、莫奈、畢沙羅、雷諾阿和西斯萊的作品。作為一名藝術家的解剖學講師，他還收集了被處決罪犯的頭顱石膏模型。加謝醫生還是一位業余版畫家，以保羅·范·賴塞爾 (Paul van Ryssel) 為筆名創作作品。1850年代，他在查朗頓的精神病院拜訪了著名的巴黎景觀畫家查爾斯·梅里昂 (Charles Meryon)，購買了這位畫家的幾幅作品，并診斷他患有譫妄的憂郁癥。 梅里昂有時拒絕離開床，認為自己被困在血海中。在為他配備的一間工作室里，他在病態的城市景觀中添加了好奇的怪物、馬車和飛魚。梵高也許是通過加歇醫生認識了梅里昂。他在給弟弟提奧的信中寫道：“我時常想起許多其他藝術家也在精神上遭受痛苦，我告訴自己，這并不妨礙一個人繼續從事畫家的職業。” 這就是加歇藝術治療憂郁癥的藥方。但梵高覺得他是在為藝術而冒險，而“我的理智已近崩潰”。梵高，《樹根》，1890在大眾的想象中，尤其是在文森特·明尼利 (Vincente Minnelli) 的電影《欲望人生》(1956) 之后，梵高是典型的瘋狂天才。 但梵高的作品，用自信、厚實的筆法，把空間分解成螺旋狀的漩渦——用超現實主義詩人、藝術家安東寧·阿爾托(Antonin Artaud)的描述，“醉醺醺的太陽，在不受控制的干草堆上旋轉”——是否意味著瘋狂?他是否像他擔心的那樣，失去了“作為畫家的理智”?梵高，《瓦茲河畔奧維爾的茅草屋》，1890年梵高獨特的風格是在精神疾病發作之前形成的，在他的一生中，很少有人把他的精神疾病和他的工作聯系起來。1911年，《加歇醫生肖像》成為梵高第一批進入公共博物館的作品之一，被陳列在法蘭克福的斯泰德爾博物館。它影響了“藍騎士小組”的表現主義，后來被納粹貼上了“墮落”的標簽，并于1937年被赫爾曼·戈林（納粹德國黨政軍領袖）出售。在次年的“墮落藝術”展覽中，納粹使用了心理學家漢斯·普林宗（Hans Prinzhorn）的《精神病患的藝術》(1922)中的圖片，這是對“精神分裂藝術家”作品的首次嘗試性分析，以證明所有現代藝術都是病態的。把先鋒派斥為瘋子的做法由來已久。在1874年第一次印象派展覽上，加歇醫生出借塞尚的作品《現代奧林匹亞》(A Modern Olympia)展出，被一位評論家認為是“一個瘋子在震顫譫妄的影響下作畫”。梵高，《加歇小姐在她位于瓦茲河畔奧維爾的花園》，1890當梵高拜訪加歇醫生家時，被那種憂郁的氣氛所震撼，“到處都是黑色的古董，黑、黑、黑，除了印象派畫作之外都是黑色的”。 他們因對德拉克洛瓦的《瘋人院的塔索》（Tasso in the Madhouse，1839）的熱情而結下不解之緣，梵高曾與高更在蒙彼利埃參觀過這幅畫，加歇醫生多年前曾與庫爾貝在收藏家阿爾弗雷德·布魯亞斯（Alfred Bruyas）的家里見過該畫。 梵高選擇以塔索相似的姿勢描繪加歇醫生，他覺得自己在加歇醫生身上找到了“真正的朋友，就像另一個兄弟，我們在身體和精神上都如此相似”。梵高向弟弟描述為“相當古怪，但他作為醫生的經驗必須讓他保持足夠的理性，以對抗神經問題，他似乎至少和我一樣遭受著神經問題的困擾”。 他將加歇醫生的抑郁歸咎于15年前失去妻子。梵高幾乎完全認同加歇醫生，然而，這并沒有給他帶來信心。幾天后，梵高再次寫信給他的弟弟，說他認為加歇醫生不可靠，因為“他比我病得更重，我想……當一個盲人引導另一個盲人時，他們不會都掉進溝里嗎？”梵高，《奶牛》（喬登斯作品，梵高據加歇醫生臨摹的版本創作），1890在瓦茲河畔奧維爾，梵高希望在大自然中重獲新生，他畫了當地教堂，“在深天藍色的襯托下呈現出紫羅蘭色，純鈷色”，以及無數茅草屋，就像“人類的巢穴” 。他根據加歇醫生在家鄉里爾看到的雅各布·喬登斯(Jacob Jordaens)的一幅作品的版畫創作了《奶牛》。 梵高還為加歇醫生19歲的女兒繪制了一幅在鋼琴前的肖像，背景點綴著斑點狀的綠色。遵循塞尚和畢沙羅的傳統，梵高充分利用了加歇家閣樓上設備齊全的版畫工作室，創作了《加歇醫生肖像（拿煙斗的人）》——這是他唯一的蝕刻版畫，并以各種顏色印刷。梵高，《加歇醫生肖像(拿煙斗的人)》，18901890年7月27日，梵高朝著自己的胸部開槍，并自己回到小旅館，這讓加歇醫生感到驚訝。他一直守著梵高，直到兩天后（即1890年7月29日），梵高去世。據來到奧維爾的埃米爾·伯納德 (émile Bernard) 說，梵高在垂死時抽著煙斗，聲稱他是在“完全清醒”的狀態下故意開槍的。當加歇醫生說希望拯救他時，梵高回答說：“那我就得重新來過”。 盡管加歇醫生可以熟練地解剖尸體，但他并沒有試圖取出子彈。葬禮上，加歇醫生在棺材上放了一束向日葵，據伯納德說，他可能充滿了愧疚和悲傷，“只能含糊不清地告別”。1947年，在精神病院住了九年的超現實主義詩人和藝術家安東寧·阿爾托看到了梵高的作品展覽，同年，他自己的一些表現精神錯亂的反常畫作也在巴黎展出。阿爾托的精神分裂對那些拜訪他的超現實主義朋友而言是一個粗魯的提醒，他們將瘋狂視為想象力自由的浪漫觀念與妄想狀態的嚴酷現實相沖突。一位精神病學家在一篇評論中把梵高貶為“墮落的人”，就像十年前納粹所做的那樣，為了反對這一評論，阿爾托以憤怒的意識流謾罵為這位藝術家辯護——“梵高:被社會殺害的人”。梵高，《奧維爾教堂》，1890阿爾托承認自己認同梵高，并在加歇醫生身上看到了自己的精神科醫生加斯頓·費迪埃，后者曾在羅德茲醫院為他提供了電休克治療。費迪埃呼吁建立精神病理學藝術博物館，反映出人們對精神病學藝術日益增長的興趣，他鼓勵阿爾托寫作和繪畫。 阿爾托承認想要殺死費迪埃，他甚至認為：“正是因為瓦茲河畔奧維爾的加歇醫生，我說，因為他，梵高……離開了這個世界。”1950年代，退役海軍軍官路易斯·安弗雷 (Louis Anfray) 在一系列聳人聽聞的文章中重復了這些指控，他的依據是梵高的信件中可疑的省略，但事實證明這些只是編輯錯誤。他還質疑加歇醫生后人于1950年代初向法國政府捐贈的梵高畫作的真實性，這些畫作于1954年在橘園美術館展出。其中包括倉促繪制的《奶牛》，根據加歇醫生肖像創作的另一幅肖像畫，還有加歇醫生抽煙斗的蝕刻版畫，其日期在梵高到奧維爾之前。他懷疑梵高在最后的日子里是否如此多產，加歇的家人是不是熱心的抄襲者，他甚至暗示他們也是梵高遺產的偽造者。1890年，梵高在鋼琴前為瑪格麗特·加謝作畫時使用的調色板。有跡象表明，像阿爾托一樣，加歇醫生也認同梵高。他在給提奧的吊唁信中將梵高與斯多葛派哲學家塞內卡進行了比較，塞內卡也因自殺后失血而緩慢死亡。他形容梵高有一種“對生命的至高蔑視”，并承認他有時也會被吞噬他的“空虛”所誘惑。當提奧的妻子出版兄弟之間的通信時，她寫道，沒有人比加歇更了解梵高。梵高，《自畫像》，1889加歇醫生稱梵高為“巨人”，他在生命的最后幾年致力于為梵高書寫一本傳記（未出版）。他的收藏一直保存在自己的房子里，但1905年，就在他自己去世前四年，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借出了兩幅作品參加了梵高作品回顧展。這兩幅畫作是他自己面帶悲傷皺紋的肖像和梵高在圣雷米創作的自畫像，作品中，藝術家被藍色漩渦環繞。這是梵高去世后，加歇醫生從提奧處購入的。這兩件作品似乎是他想要將自己與梵高不可分割地聯系在一起，成為梵高最后幾天的見證。正如梵高寫道的——這兩位憂郁的人是用“相同的情感”繪制的。注：本文編譯自阿波羅雜志2024年1月號，原標題為《梵高最后的日子》。“梵高在瓦茲河畔奧維爾的最后幾個月”由巴黎奧賽博物館、橘園博物館以及阿姆斯特丹梵高博物館主辦，并于2023年5月12日至9月3日在梵高博物館舉辦，在奧賽博物館將展出至2024年2月4日。